市集广场的四百颗人头:当革命洪流席捲,知识份子眼中动荡的新共

浏览:226时间:2020-07-08

与鲁迅故事中的孩子年龄相若,沈从文一九一一年时也是九岁,同样是聆听引人入胜的髮逆故事长大(沈从文的祖父曾与长毛临兵接战,沈父也乐道长毛的故事)。但当革命洪流席捲他的家乡湘西的凤凰县时,实际境况远超乎先前所有的稗官野史。

起初,这个孩子只是单纯觉得家里人来人往多过平常,且个个形色匆匆;后来又瞧见父亲擦枪、叔父磨刀,每个人说起话来结巴焦躁、蠢蠢欲动;还眼看着哥哥、弟弟、姊姊同保母被送往乡下。虽然他不明白谁与谁相杀、为何杀,但某晚父亲出门,翌日清晨回家后,一言不发,垂着头坐在太师椅上,他知道情形不妙。

这个孩子听叔父说市集广场堆了四百颗人头,衙门外还吊着一串串长绳串起的人耳朵,是其他的行刑稽证。人头、血汙成为孩子对这个时期的主要记忆,因为父亲一得知广场上示众人头没有自家亲戚,街上舖子重新开门营业,群众开始上街看热闹,便问孩子怕不怕和他上街瞧瞧。沈从文说他不怕。沈从文日后追忆:

为什幺他们被砍,砍他们的人又为什幺?心中许多疑问,回到家时问爸爸,爸爸只说这是「造反」,也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覆。

我们只消把当时的点点滴滴和随之而来的杀戮拼凑在一起,便可推断沈从文的父亲曾伙同族人、地方仕绅,联合当地苗人的力量,图谋架云梯猛攻凤凰县城墙,占领官署,驱逐朝廷派驻的县令。谋叛不成,挫败的仕绅佯称自己只是苗族村人衅叛的无辜旁观者,还若无其事眼睁睁看着苗人一再被围捕、伏诛。沈从文感概说:

沈从文如此不带情绪地平铺直述这段耸人听闻的屠戮画面,可不是事后的装腔作势。他的成长地凤凰县,就座落于湖南西部,紧邻四川、贵州,就如传统的中国农村,对于暴力早司空见惯。凤凰县地势高山峻岭,森林茂密,河流湍急,移入的汉族常与在地苗人争夺土地。世居凤凰县的汉人家族通常选择入伍从军,沈家男丁自然也不例外。

沈从文入当地学塾受了几年童蒙教育,但总爱在上学时偷闲到街上、溪边晃蕩,看工匠干活,观察蜿蜒溪水、山陵耸立的自然景致。他曾目不转睛、一小时接着一小时,注视屠宰场里可怜的牲畜被宰杀;细看当地监狱里的犯人铐着脚镣,举步维艰地走出牢房,开始一天的粗活;和邻家小孩呼朋引伴到刑场嬉戏。

象徵现代化变迁的轮船、火车、电力在华东随处可见,在凤凰县可是相当稀奇;跟长沙相较,凤凰县也是自成一格的迥异世界。一九○八年代的长沙,新式学堂林立,一九○五年后,同盟会十分活耀。凤凰县百姓,唯有透过凤凰县人熊希龄的权贵家族才能一窥外面的世界。沈从文的姨妈就是嫁入熊家。

熊希龄是长沙新式学堂的活跃分子,曾追随赴欧美考察外国宪政制度的五大臣放洋,返国之后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保持密切联繫。欧洲文化渗透进湘西的明证,具体而微地映现在熊家人身上:熊希龄的四弟(熊希静)命人为自己画了一幅仿拿破仑身穿戎装的骑马肖像,悬挂在宅邸(妻子田应弼也仿约瑟芬的打扮画了一幅肖像)。熊希龄的公馆藏了一套林纾翻译的狄更斯(Dickens)作品,沈从文发现之后喜出望外。

沈父奔走大江南北,想必对外国火器的强大威力了然于胸:一九○○年华北爆发义和团之乱,时值沈父官拜大沽提督(罗荣光)的稗将,负责拱卫北京的海上门户。义和团围攻北京外国使馆区之后,列强纷纷筹组军队前往驰援;八国联军击溃驻守大沽的清兵,罗提督自尽殉职。沈父在实战中虽毫髮无伤,还是被迫含愤抑郁地解甲归田。

没有证据显示沈父曾採取排满立场,但当革命风潮自长沙铺天盖地而来,并于一九一二年三月波及湘西山区。沈父也侧身凤凰县的权贵显要间,登上讲坛盛讚新共和,痛斥前清知县。这是个始料未及的结果,各处白旗蔽日,旗上醒目写个斗大的「汉」字(正如五年前秋瑾的预想)。然而,沈从文的回忆却充满了苦涩,沈父出马角逐长沙会议代表失利;落选后,无地自容、愤愤不平,负气离家出走,重返北京,试图找回军旅生涯的第二春。此去阔别十二年,父子两人才再见。

父亲离家出走之后,沈从文渐渐感受到革命带给凤凰县的变化。军队生活、汉人对少数苗族的宰制、民国官员的官场仪式,全一如往常;最大的变化是,沈从文注意到,凤凰县权贵家族已把持县知事和镇守使的职位。依据前清律例,这类官职理应调派外省人担任。改朝换代迈入民国时期,当地显贵盘据要津、巩固权力结构,升斗小民开始感受到显贵家族的恃强凌弱。

沈家在这时移势易的变化中家道衰微,沈从文虽心有不甘,但也无力回天,就如同他无法抹灭记忆里成千农民被杀的景象。为谋出路,沈从文断断续续读了几年书,便投入湘西当地一支小型军队。就如同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沈从文在军队里,不得不面对中央权力消蚀、中国不知不觉地滑向军阀割据的现实。

在绍兴,置身革命洪流中的鲁迅也有股空虚感。他记录的一个小事件可看作未来十年中国杌陧不安的缩影。一九一二年,绍兴肇建的革命政府委派鲁迅担任当地一所中学的监学。鲁迅也顺应时代潮流,催生了一份学校报纸。几星期内,学生纷纷向报纸投稿,抨击绍兴新任都督王金发的某些政策。其他多数官员也难逃一番笔伐,友人、姘妇同遭池鱼之殃。

几天内,王金发贻赠各学生领袖五百大洋,学生领袖收下这笔钱,并告诉鲁迅,他们认为是都督购买报纸股份的钱。收了钱,学生还是依然故我挞伐官员的专擅滥权。这回,王金发调兵遣将捣毁报社办公室,殴打报社员工,有位报纸的支持者还被刺伤。鲁迅语带讥讽地说道:

这桩事件纵然略带「风流、疯气」,还是深刻蕴含了言论自由、腐化、暴力等重要议题;若聚焦到全国的场景,也恰恰是影响中国近代史发展最具关键性的因素。

随着满清末代皇帝退位,孙中山辞去总统之职,一九一二年二月,袁世凯获推举为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应孙中山之请在南京举行就职大典,同时孙中山在各省议会的支持代表也表决将南京定为中华民国首都。此举已不纯粹是象徵意义,南京本为孙中山的权力中枢,距袁世凯辖下的北洋军地盘天高皇帝远,同时南京蕴含丰富的历史寓意,本是十四世纪明朝开国之初的国都。

然而迁都一事遭逢相当大的阻力,多数外国使节团也群起反对定都南京。二月底驻防北京的军队又发生多起譁变,袁世凯遂以稳定军心为由续留北京,坚持让总统就职大典就近举行。就职大典于三月十日在北京举行,遂罢迁都南京之议。

迁都未果,拥孙者试图透过颁布《临时约法》,将国家大权收拢在国务总理的职权,以箝制袁世凯的势力。国务总理是由国会参、众议院多数党组成内阁,再推举产生。如此一来,总统倾向虚位化,而非国家实质上最高的行政首长。为了实现这个政治构想,先前的同盟会重新改组成能包容更广泛基础的政党,起名为「国民党」,康有为也一度有意以「国民党」为自己的组织命名。

这个新兴政党最有实力的人物是宋教仁。他年纪轻轻,却是同盟会元老。留学日本修习法律,曾于一九○七年策动满洲地区的盗匪举事。除了一九一一年参与广州起义,同年夏天,还参与筹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工作。宋教仁精力充沛、意志坚韧,不拘小节,不仅全权擘画国民党的全党竞选活动,还亲自下海在家乡湖南角逐选举。

宋教仁痛斥袁世凯一手独揽大权,大声疾呼约束袁世凯的权力,期盼中国缔造真正的民主共和体制。大选期间,孙中山的角色无足轻重,新兴国民党主要是在宋教仁的领导下,于一九一三年二月举行的全国大选中大获全胜,击败其他主要政党,在众议院五百九十六个席次中赢得两百六十九席,并囊括参议院的绝对多数。踌躇满志的宋教仁,虽年仅三十,已公认是中国新任国务总理最有可能的人选;不料却在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準备搭火车前往北京就任国会新职、在上海车站候车时,遇刺身亡。

这桩谋杀事件纵使举国譁然,且有证据显示袁世凯暗中唆使行兇,仍有不少政治人物乐着趁国民党狼狈不堪之时,从中谋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党,是三个小党(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在一九一三年大选失利后合併而成的进步党。知识分子梁启超是进步党中最具号召力的人物。

民主党在大选中一败涂地,梁启超非常失望,诚如他在宋教仁遇刺前两天写给女儿的信中说道:「吾党败矣!吾心力交瘁,无如此社会何?吾甚悔吾归也。吾复有他种刺心之事,不能为汝告者。吾心绪恶极,仍不能不作报中文字,为若乃不可告状。执笔两小时乃不成一字,顷天将曙,兀兀枯坐而已。」

梁启超的黯然,一如沈从文的父亲,显示面对首次全国大选,仍有不少中国人无法将不可避免的政党挫败和个人荣辱、面子问题分开来看。这相当印证了康有为的看法;他认为中国还不具备实施民主政体的条件。另一方面,梁启超也深信对手政党在竞选过程中为求胜选,不惜动用暴力和行贿手段,自此他对孙中山没什幺好感,日后更默然坐视袁世凯打击国民党的各种动作。

梁启超昔日长沙改良派阵营的同志熊希龄,早在一九一二年就被延揽入临时内阁担任财政总长,想必也是心有戚戚焉。一九一三年春,袁世凯强行向外国银行团举债两千五百万镑,所谓「善后大借款」。进步党支持袁世凯的政策;国民党却坚决反对,唯恐此举让中国新政权牢牢受制于外国财团。袁世凯愤而禁止国民党一切政治活动,废黜支持国民党的各省都督,拔擢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并派遣麾下两支精锐之师直捣国民党大本营南京城。

双方激战后,南京在一九一三年九月一日陷落。不到两週,熊希龄即刻组成新内阁,成员包括司法总长梁启超。十月初,熊内阁操控国会,制定新的总统选举法,认可袁世凯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效力。十一月初,熊内阁又副署袁世凯的命令,取消国民党国会议员的资格,大肆搜捕仍驻留北京的国民党员。一直以来奔走串连各省寻求支持的孙中山,眼见军事反制手段无望,遂于一九一三年十二月逸走日本寻求政治庇护。

梁启超自始至终为道德原则和立宪改革奋斗,此刻幡然醒悟自己已捲入错综複杂的政治纠葛。人们或可指责当初反对袁世凯、宣布脱离中央政府的各省都督,愧对人民的託付;也可辩称经过正式选举产生的国会,已然确证袁世凯的总统合法性;当然更可说熊希龄内阁有众多财政、司法、行政要务尚待处理,纵使国民党籍议员去职,国会是熊内阁得以运作的唯一殿堂。袁世凯于一九一四年一月解散残余的国会,梁启超内心对于是否应在袁世凯的国务院效命,想必十分挣扎。最后,他选择继续为袁世凯效力(即使渐生狐疑),直到袁世凯揭露最终的政治阴谋:登基称帝。

袁世凯称帝的背后动机十分複杂,其中有他个人的野心作祟,他也认为实施君主制,或许就能解决新政府面临的合法性和财政入不敷出的棘手问题。但他无法了解,群众合法抒发的不平之鸣,不尽然在攻击他个人,结果导致整个选举制度蕩然无存;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各省,与省以下地方政府之间难分难解的交涉斡旋,显示一体的财政计画或税收制度确实难以统筹。

袁世凯朝思暮想缔造一个中央极权的政府,并透过军事和教育改革提振中国国力,然而实施此类改革政策,所费不赀,如徵税支应这些改革政策,又会引发菁英阶层、城乡穷黎的民怨沸腾,因为税收大多由菁英缴纳、城乡穷黎感受不到改革的好处。果不其然,各省群起反对,使袁世凯愈发相信唯有向外国举债,才是自救之道。

然而英、法、德、俄诸国,尤其在一九一四年七月欧战爆发之后,已无余力再贷款给中国。日本于是成为一枝独秀支配中国的外国势力。日本政府起初不看好中国能建立共和体制,但随即意识到,藉着提供大笔贷款,可交换到中国领土,独揽中国内地的经济特权,趁机谋利。

随着袁世凯需钱孔急,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愈是苛刻。最后,日本政府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提出所谓的「二十一条要求」,漫天要价索求满洲、山东、长江流域的经济特权,享有在满洲租借农耕地及定居并拥有治外法权的权利,以及让日本警察进驻中国领土。儘管举国义愤填膺,政府也步步为营与日本政府讨价还价,鬆绑苛刻的条件,袁世凯还是屈从于日本政府的压力;弔诡的是,这段插曲让袁世凯更下定决心恢复君主制度,自己登基当皇帝,以强化中央统治权。

就某些层面来说,康有为的论点与袁世凯称帝的方向若合符节,康有为早已不厌其烦地提出告诫,中国发展到现阶段,採行共和体制并不实际。在题为〈中国不能逃中南美之形势〉一文中,康有为又不断鼓吹他所谓的「虚君共和」体制。在他创办的一份刊物(取了一个悲天悯人的刊名《不忍》),他大声疾呼倡议定孔教为国教,藉以永续中国人的信仰;袁世凯确有尊孔崇礼之思,甚至亲赴前清天坛主持祭天仪式。

这时居日本而观中国的康有为,更能深刻体认中国国力的萎靡不振。他提出警告,过度依赖对外举债,恐有失自主性之虞,实施联邦制度,形同揠苗助长;方今中国对自己的文化弃之如敝屣而豔羡西方文明,将陷中国文化于万劫不复;被盗匪、乞丐蛇鼠一窝把持的中央政府,可能丧失西藏、蒙古、新疆、满洲这些边陲要地。

康有为终于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返回中国。这时孙中山被迫再次流亡海外,二度避走日本,可说是非刻意安排、但极尽讽刺的巧合。康有为回国,是要将八十三岁辞世的母亲安葬在广东康家的墓园。康母灵柩暂厝澳门十余年,康有为此行有意将母亲与殉难的胞弟康广仁的遗体一起安葬。而康广仁的死讯,康母至死都被蒙在鼓里。

一九一四年初,北京政府明令褒扬康广仁、谭嗣同及戊戌变法另外四位罹难者,并详记勋业以传后世;但若袁世凯认为此举可拢络康有为,那他可要大失所望了。袁世凯有意延揽康有为替北京政府效命,康有为予以婉拒,反倒赁居上海,继续过着述立说的日子;不过是年,康有为的姐姐及他那中美合璧、一路相伴的妙龄夫人相继撒手人寰,让他本已抑郁的情绪更为低落。

一九一二至一四年间,就目前所知,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之间并未密切联繫,但对于袁世凯于一九一五年肆无忌惮恢复帝制,两人不约而同勃然大怒,公开抨击袁世凯。两人都把倒袁的希望寄託在前维新派的同志、控制云贵两省的军事强人蔡锷身上;康有为手书长信一封,敦促蔡锷挥师四川,据四川以作为护国军的大本营。

康有为写道,以四川丰饶的物产为后盾,辅以改良的财政体制,并尊奉孔家教义,蔡锷将军定能一举扳倒袁世凯。有鉴于东南各省是倒袁势力的重镇,又有几个工人、志愿团体愿意为暗杀袁的亲信慷慨赴义,梁启超也在广东招兵买马筹组武装力量,响应蔡锷将军。虽然蔡锷并未连根刨除袁世凯的权力,但他在西部和华中一带赢了几场胜战,大大削弱袁的气势。

这幺一来,梁、康原先不断呼吁中国应避免步上残酷的军阀政治,但到头来两人都捲了进去。一九一六年中,袁世凯在羞愤、沮丧中一命呜呼,结束了这场称帝危机;依据一九一三年的《临时约法》,袁世凯逝世后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一九一四年解散的国会也重新开议,但中国积弱不振的中央领导权威和财政依然如故。

一九一六年初,康有为致函华中另一军阀、袁世凯拔擢为长江巡阅使的张勋,指出袁世凯预备称帝乃是中国存亡之秋的时刻;「而清室绝续之关也。」康有为问道:「将军岂有意乎?」康有为的暗示昭然若揭。张勋一向效忠清室,人尽皆知。义和团事件期间,张勋因有功于清廷,得到慈禧太后的大力褒扬。一九一一年,张勋奉清廷之命顽强拱卫南京城,抗击革命党人,后虽功败垂成,还是受到袁世凯大力奖掖,保留了大部分军队。一九一三年夏,张勋出兵攻占南京城,驱逐国民党势力。

其间,张勋不改蓄髮垂辫的打扮,还命全军随他留辫子。一九一六年整年,康有为都与张勋维持密切的联繫。或许他从张勋身上看到对清室的忠心耿耿,就如同他念念不忘光绪皇帝;或许他也了解到,这是他力挽狂澜、拯救中国于倒悬的最后契机。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天安门》,时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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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史景迁精选少数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作深入探讨,交织成一幅中国精神面貌的整体图像。其中以康有为、鲁迅、丁玲等主线作为贯穿全书的「经」,秋瑾、沈从文、瞿秋白、徐志摩、闻一多、老舍六人则横插在不同阶段,构成了「纬」。

在经纬交错间,还有无数相关人物随时进进出出,包括无可迴避的政治领导人孙文、蒋介石、汪精卫、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引领一时风骚的文化领袖邹容、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郭沫若、胡适、梁漱溟、茅盾、林徽音、胡风等;甚至外国访者如罗素、泰戈尔、萧伯纳等也点缀其间。

书中触及的每个人物,都有其独特的生命风貌和生命力量,远非「集体传记」所能呈现的;史景迁藉其生花妙笔勾勒他们的人生,着墨知识分子在时代鉅变下,对自我定位的摸索与反省,也让读者了解一连串不寻常的事件,以及由这些事件堆叠构成的「中国革命」。

市集广场的四百颗人头:当革命洪流席捲,知识份子眼中动荡的新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