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害者建立日复一日的身体控制模式,成为受害者恐惧与慰藉的来源

浏览:956时间:2020-06-19
心理上的支配

使他人成为奴隶的许多手段,彼此间有明显的一致性。世界各个角落的人质、政治犯、集中营倖存者如此描述,即可印证其中不可思议的同质性。国际特赦组织于一九七三年收集了来自世界各个不同文化区域之政治囚犯的证词,并印製成「高压统治表」,详尽描述这些手段。在专制政治体系中,我们有时能够循线找出这些高压手段的散布过程,比如从某个祕密警察组织或恐怖团体向外流传。

在妓院、色情行业和家庭中,施暴者也是用同样的手段让女人屈服。在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中,皮条客和色情业者有时会互换心得,讨论如何使用这些高压手段,系统化地使用高压技巧逼良为娼,称之为「调教训练」。就连在家庭环境中,施暴者既不属于任何大型犯罪组织,也不曾受过此类技巧的正式训练,却能不断自己应用创新。心理学家渥克研究受虐妇女时,观察施虐者所使用的高压技巧,「虽然每个人皆有独特之处,但仍有惊人的相似性。」

高压手段要能成功控制他人,基本作法就是系统性地重複施加心理伤害,技巧性地分阶段解除受害者的权益和人际连结。心理控制就是专门用来灌输恐怖和无助感,摧毁受害者人际关係中的自我感。

虽然暴力是造成恐惧的普遍方法,但加害者不会经常使用暴力,而是当成最后的法宝。要让受害者持续生活在恐惧状态中,不需要常常祭出暴力手段。比起真的诉诸暴力,杀人或重伤害的威胁还比较常见。而且,威胁伤害其他人,效果不下于直接威胁受害者。受虐女性在报告中提到,施虐者总是威胁说,胆敢逃走的话,就要杀害她们的小孩、父母或任何提供庇护的朋友。

缘由不明、无预警的暴力相向与反覆无常地立下琐碎规定,都会增加恐惧感。这些技巧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受害者相信:加害者是全能的上帝,反抗是无用的;想要活下去,就得求取加害者的宽大垂怜,所以她得绝对顺从。加害者的目的就要在受害者心里植入死亡的恐惧,还要令她深信,自己还活着全要感谢他。家庭或政治的受难者常常提到,当时以为自己会被杀害,却在最后一刻被赦免了。经历多次这种死里逃生的戏码后,受害者反而弔诡地开始视加害者为救世主。

除了製造恐惧感,加害者还会想办法破坏受害者的自主性。为了达成这目标,他会仔细检查和控制受害者的身体与生理功能。他会监视受害者,看她吃什幺,何时睡觉、上厕所,都穿什幺衣服。食物、睡眠和行动受到剥夺,如此的控制手段,会导致受害者身体羸弱不堪。但就算受害者的基本生理需求尚能满足,身体自主性被侵害,等于是羞辱她,令她欲振乏力。政治犯爱琳娜.拉图辛史卡亚如此描述加害者使用的方法:

在邪教团体中,成员的饮食与服装有严格的戒律,还会被疲劳轰炸,不断质问是否有破戒。同样地,性和家庭囚犯经常描述,自己不断地遭到鉅细靡遗的盘问,以致睡眠遭长期剥夺,衣着、外表、体重和饮食也受到严密监控。几乎对所有的女性囚犯而言,无论是政治的或家庭的,身体受到控制也包括性威胁与侵犯。有位受虐妇女描述她的婚姻强暴经验:「那是个很残暴的婚姻。他非常大男人主义,他觉得我和孩子都归他所有,意即我是他的财产。在我们刚结婚的最初三个星期,他就告诉我要尊他如上帝,他的话就是圣旨。他想做爱,就一定要完成,反正我的意愿不重要。有一次……我不想做爱,为此我们吵翻天。他怒气沖天,我居然敢拒绝。我不断反抗和恳求,但他说我是他的妻子,所以无权拒绝他。当时我们在床上,因此他能够用身体压住我,他的体型比我大得多,将我压得动弹不得,就这样强暴了我。」

一旦加害者成功建立日复一日的身体控制模式,就会成为受害者恐惧和羞辱的源头,却也是慰藉的来源。有饭吃、能洗澡、听到一点亲切的话,或其他一些人类基本生活品质的小小满足,对长期被剥夺需求的人来说,变得有强大的吸引力。加害者也会进一步给予毒品或酒精等上瘾物,让受害者更无反抗能力。透过这种喜怒无常的小恩小惠,就能破坏受害者的抵抗意志,效果远比不断剥夺和恐吓大得多。派翠西亚.赫斯特曾被恐怖分子抓去当人质,被监禁时,她因为顺从而得到奖赏,生活品质小小改善:「我开始同情他们的理念与作为,因此愈来愈常被放出衣柜外。有时他们会让我和他们一起吃饭。当他们在开会或有读书会时,偶尔会让我矇着眼坐着和他们一起待到很晚。晚上被锁在衣柜中时,他们允许我把眼罩拿掉,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有些政治犯会意识到这种高压控制手法,因此会特别保持警觉,以维持自主感。反抗方式之一,就是拒绝服从琐碎的要求或接受小惠。绝食抗议是最终极的反抗表达方式,抢在狱方的意志前,囚犯就自我剥夺最大的权益,以此宣示他的完整自我和自我控制权。心理学家乔尔.丁斯戴尔提到,有位纳粹集中营里的女性囚犯,选择在犹太教赎罪日禁食,以证明关押者无法打败她。政治犯纳坦.夏仁斯基如此描述主动反抗的心理效果:「只要宣布开始绝食抗议,我就不再有绝望和无助的感觉,也纾解了心中的屈辱感,否则一直被迫忍受格别乌(KGB)特务的虐待……过去九个月来我以苦痛、悲愤打造的意志退下了,心中只有一股奇妙的轻鬆感。最终,我总算有效地保卫了我自己和我的世界。」

加害者偶尔略施小惠以缚住受害者,这种技巧在家庭凌虐的环境发挥到极致。家中无实体的障碍以防止逃跑,所以受害者受到一次暴力伤害就会想离开。不过,她却经常被说服而打消念头,不是因为受到更大的威胁,而是因为施暴者向她表达歉意、说多幺爱她、承诺一定会改、唤起她的忠诚和怜悯。有段时间,两人的权力关係似乎逆转了,此时施暴者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尽其所能赢回受害者的心。其实他占有欲的强度并未改变,只是表现方式有戏剧性的转变。他坚称自己的跋扈行为正好证明他是多幺爱她和需要她,至少他自己相信是如此。甚且,他辩称他的命运完全操在她手上,她完全有能力终止家庭暴力,只要她能做得更多以证明她对他的爱。渥克观察到,这个「和解阶段」非常关键,受虐妇女很容易瓦解心防。有位最终成功逃离受虐关係的妇女,如此描述施虐者如何间歇施予小惠将她绑住:「那真的是不断轮迴……最奇怪的是,在『好日子』期间,我几乎不记得有过坏日子。彷彿有两个我在过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

然而,要达到完全支配,通常需要更多的方法配合。只要受害者仍保有其他人际关係,加害者的掌控力就会受到限制。就因为这个原因,加害者一般都会想方设法防止受害者从其他的管道取得任何资讯、物质上的帮助或情感上的支持。政治犯的故事中充满这类情节。关押者企图防止他们与外界联繫,并努力使他们相信,连最亲近的同志都已经忘记或背叛他们了。在家庭暴力的档案中,受害者都有提到,施暴者总是疑神疑鬼监视她的一举一动,包括跟蹤、偷听、截取信件、截听电话等,如此即可将受虐妇女孤立限制在家中。施暴者还会不停指控受害者不贞,要求对方以行动证明她的忠实,像是放弃工作,放弃经济独立的收入来源,断绝与朋友、甚至与原生家庭的关係。

要摧毁情感依附,不只得将受害者与外界隔绝,还要一併破坏她的回忆画面,以免她想起与他人的连结。为达此目的,加害者通常会尽最大努力剥夺受害者各种有象徵意义的物品。有位受虐女性谈到,为了断绝原本的依附关係,男友要她进行各种牺牲仪式:「他没有打我,却狂怒不止。我以为那是因为他很喜欢我而在吃醋,但后来才发现那跟喜不喜欢一点关係也没有,那是很不一样的。他提了一大堆问题,比如认识他之前和谁一起约会过,还要我从家里拿出一大叠信件和照片,要我站在路上排水沟口前,然后他站在我前面下令,我得一件一件地往排水沟里丢,当然是先撕碎再丢。」

在这种关係的最初阶段,受害女性还能说服自己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象徵性让步。许多受虐女性都提到,自己做过这些不情不愿的牺牲,然后以缓慢不易察觉的方式腐蚀自己与他人的连结。她们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是一步步踏入陷阱中。琳达.拉芙蕾丝是一位受压迫的妓女,也是色情影片的演员,她描述了自己如何逐渐落入皮条客的圈套中,对方一开始即说服她断绝与父母的关係:「我跟他跑了。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真是鬼迷心窍……没有人押着我做什幺,当时还没有。每件事都是温和而渐进地,一小步,然后再一小步……它从非常细微的地方开始,直到过了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它的模式。」

最为熟知此种控制手段、也知道反抗策略为何的,莫过于良心犯了。他们普遍都知道,被孤立最危险,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更要保持与外界保持联繫,绝无所谓小小让步的可能。关押者紧迫盯人,定要破坏受害者的人际网络,后者也毫不鬆懈地想尽办法保持与外界的联繫。他们刻意练习,在心中唤起关爱的人之影像,以保存与外界的连结感。他们也努力保留物品以象徵自己的忠诚,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一枚结婚戒指、一封信、一张照片,或其他有情感意义的小纪念品。对外人而言,这种冒险是英雄行径也是愚蠢作为,其实背后有极端务实的理由。在长期隔离的情况下,囚犯需要这种「慰藉物」以保持自己与亲友的连结感。他们深刻了解,若失去这些情感的象徵物,也将失去自己。

受害者被隔离时,会变得愈来愈依赖加害者,不只是为了生存和求得温饱,还为了取得讯息,甚或情感上的支撑力量。她愈是害怕,就愈会忍不住紧抓唯一可得的关係:与加害者的关係。由于缺乏任何其他的人际连结,她会试着寻找关押者较有人性的一面。无可避免地,由于缺乏任何其他观点,受害者将逐渐开始用加害者的角度看世界。赫斯特如此描述她与绑匪的相处情况,她原以为可以感化、智取他们,但不久之后,被同化的人却是她:

良心犯都很清楚,和关押他们的人建立起一般的人际关係是很危险的事。在所有被关押者中,良心犯是最有準备的一群,能挺住监禁所带来之腐蚀性心理影响。他们选择了这条人生道路,对可能遭遇的危险了然于胸,对自己的理念有清楚的认知,对同志也有强烈的信心。然而,即使有如此高度的自觉与动机,他们也警觉到,对关押者发展出情感依赖的风险依旧存在。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毫不妥协地拒绝与敌人建立任何关係,连最表面的社交关係也不要。夏仁斯基描述他如何感到有股力量将他拉往关押者那一边:「我开始发现,在所有人性层面上,我和那些格别乌的爪牙都是一样的。虽然这再自然不过,但也是很危险的事,愈来愈觉得与他们有共同的人性,我离投降的第一步就愈来愈近。假如我与外在接触的唯一对象就是审讯者,我就会慢慢依赖他们,各方面寻求他们的认同。」

良心犯得唤起所有内在资源,才能避免对关押者发展出情感上的依赖,但缺乏足够準备、政治信仰和道德感支持的人,就很容易发展出某种程度的依赖。人质和绑架者之间经常发生依附关係,绝非例外。长期遭到监禁、一直面临死亡的恐惧、与外在世界隔绝,这个状态确实会引发受害者对关押者产生认同连结。有一些人质被释放后,甚至会为加害者的动机辩护、去监狱探望他们,和募款为他们打官司。

在受虐女性和施虐者之间发展出的情感连结,虽然情况与人质和绑架者之间的类似,却有一些独具的特质,那是基于家庭暴力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特殊的依附关係。人质被囚禁的过程都是事发突然,他一开始对绑架者毫无所知,或只是视绑架者为敌人。但在监禁期间,人质逐渐丧失之前的信念体系,到后来开始对绑架者产生移情作用,并用绑架者的观点看世界。相对地,在家暴环境中,受害者是在对方求爱下逐渐陷入无形的牢笼。类似的情况也发生邪教团体中,他们透过「以爱轰炸」的技巧吸收信徒。

那些与施暴者涉入情爱关係的女性,起初会将对方的占有欲解释为热烈爱情的表现。施暴者对她生活的每个层面都感到强烈的兴趣,起初她会觉得受宠若惊,还觉得很安心。对方掌控欲愈来愈强时,她也大事化小,或为他的行为找藉口,不只因为怕他,也因为在乎他。为了避免产生如人质般的情感依赖,她必须对自己的处境有新而独立的看法,以积极抵抗施暴者的信念体系。她不只要避免对施暴者产生同情心,也要克制业已产生的感情。她一定得这幺做,纵使施暴者用任何充满说服力的说词要求她,只要再牺牲一次、再一次证明她爱他,就会终止暴力并拯救两人的关係。若能保全关係,大部分女性就会感到自豪而且有自尊,因此施暴者通常能够利用受害者最珍视的价值观让她自投罗网。故为何受虐妇女每次试图逃离施暴者后,通常会被说服而再回来,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相关书摘 ▶《从创伤到复原》导读:真相与正义——遗忘真的比较好?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从创伤到复原: 性侵与家暴倖存者的绝望与重生》,左岸文化出版
*透过以上连结购书,《关键评论网》由此所得将全数捐赠儿福联盟。

作者:茱蒂丝.赫曼(Judith Herman)
译者:施宏达、陈文琪、向淑容

哈佛大学退休荣誉教授 茱蒂丝.赫曼 开启现代创伤研究的经典之作
《心灵的伤,身体会记住》作者范德寇讚誉:「惊人的成就……我们这一代的经典之作。」

如今我们熟知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最早源自十九世纪佛洛伊德与贾内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那是学界第一次开始倾听女性与孩童的家庭故事。过了一百多年,茱蒂丝.赫曼博士对比集中营倖存者、作战士兵与政治犯的心理历程与症状,才发现,经历家暴与性侵的受害者,其身心创伤等同于人际关係中的伤兵。1980 年代,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被列入正式诊断,背后的推手,正是那群被政府遗忘的越战退伍军人。

在创伤领域,赫曼博士有两大重要贡献。第一,她精确地掌握到施虐者与受虐者的情感依附关係。人一定要有互动对象,施虐者理解这一点,所以会企图隔离受虐者、保持神祕、恩威并施,受虐者自然就在心理上产生恐惧与依赖。对受虐者而言,这些祕密公诸于世之后的汙名与社会歧视比起虐待本身更加伤人,所以往往不愿意当下就揭露或摆脱受虐关係。

此外,赫曼博士最重要的创见,就是提出「复原三阶段」论:建立安全感、回顾与哀悼,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重建人际连结,不论是哪种创伤的倖存者,首要任务就是在受保护的环境下恢复一般作息,接下来才可以进行煎熬的创伤回顾治疗。最后,倖存者走入团体,发现自己的苦痛有人懂,自己的经历可以启发别人。她开始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能过平凡的生活,从前的苦恼只是海水里的一颗雨滴。她总算走到复原的目的地了,接下来要面对的,就只有当下与未来的人生。

加害者建立日复一日的身体控制模式,成为受害者恐惧与慰藉的来源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